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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道明作品

时间:2012-06-30 11:54:25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

张道明作品

 

 


佛头,青了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幽蓝之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霜雾在地,夜空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月淡淡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松树弧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蓝如霜,荧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隐入云天,霜色,星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靴子作响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兔迹,鹿迹,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知道什么。
    这是美国海员、林业工人、诗人、禅师、隐士、教授加里·斯奈德的诗《松树冠》。他以寒山子为宗。我先读到它的中文版,然后读到英文版。我在两种语言之间穿行。我在寒山子与斯奈德的荒山之间穿行。我隐没在诗行中。我呼吸着夜晚幽蓝的雾气。我呼吸着枯黄的纸张。这呼吸,从谢灵运、王维那儿,从惠特曼、梭罗那儿,传来。
    我们知道什么。
    一个问句,却以句号终结。这是断裂的诗。那些断裂的山水,在游移的呼吸间,在枯黄的纸张上,再也不会醒来。再也不会醒来。
    加里·斯奈德谈到自己的诗歌美学: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。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:土地的肥沃,动物的魅力,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,令人震惊的初辟与再生,爱情以及对舞蹈艺术的心醉神迷,部落里最常见的劳动……我的诗或许更可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、紊乱及愚昧无知。    
    我们在做些什么。
    大雨脏了行人的脸。烟尘掩埋香樟树。大坝不长草树。度假村征用寺观。天空如电路板紊乱着。我们消费着身份。我们凭借身份消费着。得志便猖狂。裤腰上的钥匙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密。我们聆听班得瑞。我们从不聆听森林。我们在火车上读着法制小报。誓死不读洁癖症患者王维的诗。不读老和尚寒山子的诗。在机械突进的时代,做烈士还是做叛徒,这是个问题。我们给每座山每条河定一个价格。长江不是你家的,也不是我家的。想想看,李白以一辈子的积蓄买门票,以一辈子的精力挤火车,攒够一辈子的奴性听从导游千篇一律的指令,想想看吧,那俊俏而麻木的脸。我们的图腾是粘乎乎的女友、结结巴巴的手机和霉气烘烘的太阳。
    不幸的是,我就在其中,我不是裁决者。也许前者才是真正的不幸。我见青山多肮脏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我要向稼轩老人谢罪。
    我有时写诗。我吐出一个音节,你就从远古的部落一路走来。在竹简上逗留一会儿,天经地纬,这是“典”。在岸上歇息一会儿,青草临水如眉,这是“湄”。我要的不是词。我想看见词指称的那个实体,它的姿态和表情。我还想,词就像一面湖水,照出我的形象,那个水上的形象就是指称我的词,我至今无法说出。我无法离开湖水和山脉虚构我的词。我写不出颂词,也写不出挽歌。
    看哪,那个犯了罪的人,被流放在废墟中。我如是说。
    荷尔德林追问:在一个困顿的时代,诗人何为?
    孔孚不由得停了下来。这个孔子的后裔、现代的萨满,打量着自己。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时快60岁了,终于解开身上的绳索,以一个老人的自在和淡定,且看山水。《春日远眺佛慧山》只四字——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佛头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青了
    一片神行,饶有禅意。“了”字下得妙。林逋写西湖:“春水净于僧眼碧,晚山浓似佛头青。”孔孚诗意当由此化出,却比林诗蕴藉、简远。那些被伦理、革命和机械玷污的词语,得了孔孚的眷佑,从流放地回来,静静地开放。他从流放地回来。他停了下来。他俯下身体。他的体内萦绕着陶文。佛头,青了。
    还有很多词尚在流亡途中。你们就像一粒尘土,滑过嘴唇,滑过闹市,滑过纸笔;路过QQ,路过拼音输入法,路过下岗证。有时飞鸟含住你们,就像含住一粒草籽。有时飞鸟喊出你们,飞鸟落在哪儿你们就落在哪儿。那些山水诗人,话越来越少,有时一句话也不愿说。不说话,就出神了。佛头,青了。
    美国有一个修禅的作家,自谓赤松居士,一直努力寻访中国当代隐士。他说:“没有森林,就没有枯枝;没有枯枝,就没有木柴;没有木柴,就没有茶;没有茶,就没有禅;没有禅,就没有隐士。”这是很有趣的推论。在东方,禅和诗是一体的。赤松居士的推论也可验之于诗,尤其是山水诗。

 

 

那里


    鄉:两人对坐,饭于陶簋。两只簋耳、两间草舍、两块稻田对坐。一个人的声息吹拂着自己,也吹拂着另一个人,隔着篱笆、战火和沉重的光阴。而我们,隔着《诗经》,怀想那些在地里频繁走动的人,那些被爱情灼伤的儿女。挽留他们的,是消逝得比死亡还快的词语。
    一个住着公寓房、吃着麦当劳、说着普通话、写着简体字的作家,坐在窗前——前面是废墟般的广场,后面是广场般的废墟——写下“乡村”。他离开乡村太久,发型有条不紊,脸和手已经被自来水洗得苍白。他那么坐着,一动不动,词语的幻象把他带到一个久违的荒村——
    那里,山清水秀,牛羊下来,陈年的草垛斜在场上,承受不了一滴雨。
    那里,妈妈插禾,爸爸抽水,脏兮兮的兄弟用泥巴捏房子。
    那里,年轻人纷纷失散。春节回家,操着由合肥话、普通话和发嗲的广东腔杂交而成的现代方言,夹着屁股老长的香烟,大腿交叠起优雅的姿势,快论英超、熊牛、魔兽、凶杀案……陶渊明可能就混迹其中,一头草屑,一身土腥气——他的锄头永远不会生锈。
    那里,有无数农民、工匠、酒鬼、士兵、工人、乞丐、小老板、公职人员、流浪艺人、艺术爱好者……他们接连诞生,接连背叛,接连遗忘。
    1962年,饥饿的爷爷与一帮同样饥饿的年轻人谋杀了生产队的牛犊,获罪流放,不知去向——他的坟空空荡荡。奶奶改嫁,爸爸被继父赶出家门,回到祖居的草屋,守着无人认领的黄泥缸和毛竹扁担,与四堵墙结为兄弟。在一次虚构历险中,我终于替家族挽回尊严——爷爷一定是骑着白马去了,最后一匹马找到最后一位骑手,去了。外公在自己供职的合肥火车站饿死。妈妈八岁。“一路上都是尸首,肿得不得了,一路上都是!”妈妈毕生为饥饿和死亡恐慌着。
    1995年,大旱,屡遭同乡蛮横抢水,愤而搬家至县城南郊。
    1998年至2002年,我与肺病周旋五年,家徒四壁。同乡聚在我家地头,帮忙收割。“不知籍贯的仇人花枝招展”。
    2004年,大学毕业,回县城中学教书。“一个回到故乡的陌生人”。
    家族流水簿呈现了乡村扭曲的现代意象和人格。“恩典与屈辱同在的土地,是我亲近又背叛的故乡”。这是高三草创的诗句。我的乡村从来不是诗意的“田园”,被产值压迫的父老乡亲,从来觉不出诗意。冲出农业围困的大学生们,也从来觉不出诗意。
    那些擅长消费和虚构的作家啊,每天穿着吃着住着行着符合国际工业标准的商品。出于职业病,笔端泻下唯美的田园风景——
    那陶渊明的茅庐在丛菊中怒放。(请速至行政服务大厅办理土地证、房产证及其他相关证件,逾期不补。)
    那阡陌间的农家少女款款信步。(“超女”又开张了。)
    那夕阳下一抹劳作的身影。(那乡村的孽子,荒废了农业,荒废了学业。)
    作家们描述乡村,总是说“那里”,而不是“这里”。那里,不在场,局外人,旁观乡村的陷落:14户,9户,5户。虚空的乡村,一无是处。河床隆起,童山濯濯,稻田草草。夜晚的村庄静如墓地。无人收拾。无人收拾。
    采风不是吃吃农家饭放放精英屁就可以完事的。
    工业时代的大饥荒已经来临。为了从现代消费饕餮身上赚取利润,大量活命的农作物被转化为能源。美国经济学家布朗警示我们:“世界8亿机动车主和20亿贫困人口将大规模争夺粮食,机动车主想让车动起来,贫困人口则仅仅想吃口饭活下来。”
    我相信,写作必须与生活中的虚伪、蒙昧对抗,必须以良知书写事实。
    还记得爸爸削的不符合工业标准的木剑吗?还记得妈妈勒的只符合你的脚码的布鞋吗?
    醒醒吧,虚伪的作家们!

 

 

甦7


    甦7,我的病床号。此前我是26号病员。
    我安心读书。乔治·吉辛有本集子叫《四季随笔》,写读书、下午茶、郊外风景,妙极了,引得我蠢蠢欲动。我很少下楼。实在拗不过爸爸,就穿过大街,往幽僻的地方去。大观园我没进去,那画彩描金眩人眼目,不是我这样的病人能够忍受的。花鸟市场倒是逛了许久,就在乌龙潭里面。无边春色惹人怜。那些遛鸟的老人总是围成一个圈,鸟在笼里,在手心。那些长椅,那些草木繁花,一直溜儿排开。整个市场充满方与圆的律动,充满人语鸟鸣、暗香花影的应和。
    我还穿过一片墓区,远处是一团烟浮在半空,像一股暂住的风,在宣纸上洇开来,没有中心,没有边际,恍恍惚惚的。我努力挨近去,才看出是一棵树,一棵柳树。古人但言“烟柳”,真是绝妙。
    我常想:疾病为我带来了什么?贫穷和苦难自不必说。我想说的是,它带来了诗。我打初中时“写”诗,仿照信天游,把所有课文改编成诗。我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有名的《作文通讯》上。我还记得里面极其幼稚的句子:“树说:这是我的炼狱,艳阳高照时,便是我的再生。”这里或许暗含疾病的隐喻。住院期间,我写了几首诗,有一首叫《26号病员》,其略云:我使劲瞅着“26”,变换角度,拆解、组合,我像一个陌生人(或者是一只鸭子),闯进正午的大街,忘了四季流转,忘了交通规则,需要重新打量这个世界。还有一首叫《生者的月光》,有这样的句子:月光从坟墓里涌出来。
    我知道南京住着不少诗人,像韩东、朱文。我不曾拜见他们。我只是偶尔就近去咖啡馆。我不喝咖啡,只是坐在角落里,漫听萨克斯。我只是远远地看着。我只是一个高中生,一个病人。我知道自己的诗充满疾病和死亡的意象,不是这个明媚的世界能忍受的,就像我不能忍受明媚。我想,安静的病房,足以安放一生。我暂时摆脱了尘世的笼罩,与那些和气、洁净的病友分享汤、香蕉、音乐和看护。这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,家人不离不弃,朋友也不把我看作弱者。我想,我可以长久地住下去,长久地写诗,一直到老死。那么,问题是,拿诗顶替医药费怎样呢?请不要笑,我真是这么想的。海子也曾这么想:拿诗换你的酒怎样?
    疾病确是拯救了我。只是,年少的我,尚不懂得肺病与宿命的玄秘之处。
    “他背起一捆稻草登上梯子。梯子压迫着屋檐,饱满的雨水裹着霉黑的草屑籁籁下落。土墙被雨削得更加单薄。他爬上屋顶,屋顶松软、凹陷,似乎没有屋顶,仿佛会一脚踩空。他坐在屋脊上,像风一样呜呜地哭着,咳着。那时殷红早已消失在树林中。殷红的方格头巾在清晨的凉风中起伏不定,渐行渐远。那时孩子站在屋檐下,擎着一把雨伞,像一棵柔弱的水草。他起身放下稻草。他抬头朝孩子莞尔一笑。孩子像妈妈一样殷切地注视着他。他情不自禁地咳起来,稍稍平息之后,半蹲下身子铺开稻草。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,殷红伶仃的身影一闪而过,他的肺部涌动着一团浑浊的暗。他全身剧烈地摇晃着,他最后一次抬头看见孩子脸色煞白。他想喊,却喊出一口鲜血,一头栽倒,与哗哗的雨水坠下屋檐!”
    这是我病愈后的虚构作品中一段文字。我寄给一位朋友。大半个月过去了,我接到她的电话。她说,她父亲去世了!我一下子懵了。对话断断续续。我不知道文字究竟有什么力量。我虚构一个父亲,虚构他的肺病,虚构他的死。我为什么偏偏寄给了她?我忐忑不安。我虚构的父亲可以复活,而她的父亲、天下的父亲却永远无法醒转了。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死亡。我曾经命悬一线,我活了下来,但也必将死去。沧海一粟,吾生须臾,人,不过是寄居者。现在,我只能这么想。
    现在,我却不能这么想。我给她寄了一封信:“你要相信,父亲会递来你所需要的力量,因为你是他缅怀人间的理由。人间,就是生灵与亡灵的合唱,我们行走,怀想,内心充满感恩。我想起夭折的妹妹,那时,她才两岁,我也才赶到上学的年纪。爸妈每天都要下地干活,我就抱着妹妹在村子里闲逛,这家喂点水,那家喂点奶。回家来,放在摇篮里,哼着学校教给的歌子,哄她入睡。现在她睡在一个小山坡上。她还活着。每到春节,她就会长一岁,长高一点。今年,她已经十七岁了,一米六五,出落成大姑娘了。她还活着,就要上大学了。我会给她买书,买衣服,还为她的恋爱出谋划策……我为自己活,也为她活。你能写写父亲吗?他会再生的。你要相信回忆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。它们会召唤你的父亲,就像你喊出神的名字,星辰的名字,神就会从星辰中间下来。而风吹稻麦,牛羊从冈上下来。在深夜,你会听到风声和雨声,它们就在天梯上来来往往,给我们带来另一个世界的消息。仔细倾听,就会平静下来,就会露出微笑。你要看见阳光和树荫,看见阳光下的屋顶和树冠上的流云,看见稠密的人群、人群中的你和你的亲朋。你一定要看见这些,就不再孤单。”
    我相信这些文字,正如我相信宿命。
    于是,我从病中醒来,又回到病中去。

 

 

卡夫卡的肺


    “我粉碎一切障碍。”巴尔扎克如是说。
    “一切障碍粉碎我。”卡夫卡如是说。
    30岁那年,卡夫卡两度咯血,确诊为肺结核。从此,这个病人被迫取消了大地上的漫游,而纸上的漫游一直延伸到生命终点。七年后,病灶转移到喉头,不爱发表而酷爱朗诵的卡夫卡丧失了说话的能力。
    苏珊·桑塔格以癌症患者的身份否认了疾病的隐喻性。然而,历数中外文人,如杜甫、巴金、鲁迅、拜伦、济慈、卡夫卡、普鲁斯特等等,皆患肺病。我不敢说肺病一定具有隐喻性,但文人——尤其是性情忧郁、心理压抑的文人——易患肺病倒是事实。幽闭的精神生活,将他们的肺与广漠的尘世隔绝开来。卡夫卡的虚构世界有那么多疾病缠身的人,卡夫卡的病与他们的病合而为一。
    在卡夫卡的晚年(41岁竟可以称作晚年吗?),土地测量员约瑟夫·K.来到他身边,手里攥着一根绳子。除了自己的命,K.什么也不能丈量。除了自己的命,卡夫卡什么也不能丈量。城堡,这个巨大的结核,将两个同病相怜的K.重重围困。“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子上,这根绳子不是悬在半空,而是紧贴地面,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,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”。绳子勒出的伤口,盛开着“血红的花朵”。
    而肺毫无血色。“我的心灵病了,肺部的毛病只是我心灵疾病的泛滥”。在日记和书信里,卡夫卡被迫一次次凝视着心灵上的病灶。这凝视,究竟有多少扭曲投射的意味?
    因为没有照料家里的木棉厂,而被父亲指责,卡夫卡两度产生自杀的念头。家族工厂,这个更大的病灶——现代物化文明的表征,要求卡夫卡参与自己反对的事业。一个表演饥饿的艺术家,丧失了观众。一个沉醉于虚构的寓言体作家,丧失了自己。1924年6月3日凌晨四点,卡夫卡病逝。凌晨,卡夫卡修改完将要出版的小说集《饥饿的艺术家》。前一天,卡夫卡给父母写了最后一封信,他想起,很多很多年以前,他们父子是经常一起去公共浴场,一起喝啤酒的朋友。这个毕生反对父亲的人,多么想活下去,多么想把自己和父亲从痛苦中解救出来。
    咯血的那一年,卡夫卡与菲利斯长达五年的爱情也出现了炎症。这双重危机令卡夫卡倍感恐惧。肺结核和婚姻的结核成为后半生的配件,就像你裤腰上挂着的钥匙,你不得不依赖它,直到它成为你的器官。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,与19岁的多拉·迪芒相恋。通过卡夫卡的医生转述,我们得知一些动人的细节。多拉只因为极其困倦而小憩了一会,就像个孩子(她确实只是个孩子)一样抽泣着:“他是那么孤独,那么孤零零一个人。我们无事可做,我们坐在这里而把他撇在那里,孤零零地在黑暗中,无遮无盖的——啊,我的上帝!我的爱!”孤零零地在黑暗中!看看他晚年的照片吧:更加瘦削、坚毅的脸,更加凛冽、严峻的眼神,始终缄默的嘴唇,锁住了不可言说的秘密,神的秘密。
    我知道,他几乎迷恋医院成癖,和我一样。老死于医院真是莫大的幸福。你想想,我们陷入病苦业已太深,就像我们陷入此刻神圣的宁静,天籁穿行于胸臆之间,鼓荡着干瘪的肺,两只肺叶互相呼应,你与我,互相呼应。是疾病,将我们领进神的队列。此刻,我们洞见了人性之中所有的脆弱和黑暗,变得更加友善,像一个洁净的孩子,对于那些陌生的人、陌生的事物,只是看一看,摸一摸;那些毕生攥紧的东西(学位、粮食、盛装,甚至包括书籍),此刻,只想松开五指——那黑暗中的五指,五指中的黑暗。此刻,我们是轻盈的患者、神圣的患者。“没有人能够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。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,那是他们的歌唱。”卡夫卡的歌唱,是黑夜泣血的歌唱。这歌声凡人的耳朵一听就醒了。这歌声在中天便弱了声息。
    “别离开我!”
    “我不离开你。”大夫温柔地答道。
    “可是我要离开你了。”
    是的,离开了,这黑暗的大地,这大地上的漫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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