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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梓的六代情

时间:2012-06-18 12:50:39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

  --读吴敬梓诗札记

 

  李汉秋

 

  值此吴敬梓逝世250周年之际,重温《吴敬梓诗文集》①,不由得又把思绪集中到他的两位好友说的两句话上:程晋芳说,“敏轩生近世,而抱六代情”②;吴培源说,“钟阜秦淮,喜坐啸六朝名郡,仿佛见:旧时王谢,风流东晋”③。我在《吴敬梓与魏晋风度》④里,着重阐说了阮籍等竹林名士对吴敬梓“六代情”的影响;这里继续说一说“六代情”里的“旧时王谢,风流东晋”。

 

  约雍正五年(1727)吴敬梓27岁时写了《满江红·冶山卞忠贞公庙》:

 

  子孝臣忠,垂竹帛,功名如许。想当日,直言正色,褰裳卫主。北府军兵遗恨在,南朝君相清谈误。便全家碧血染雕戈,青溪路。

 

  国运改,荒坟墓。王者作,新祠宇。庙为明太祖敕修。看衣冠剑佩,精灵呵护。独叹谢鲲称放达,堪羞王导虚名誉。怅千秋、洒泪冶城边,听春雨。

 

  这是凭吊卞壸之作,卞壸(281--328),字望之,晋济阴冤句人,官至尚书令。东晋成帝初立,与庾亮同辅政,勤于政事。成帝咸和二年(327)苏峻谋反,卞壸以尚书令领军将军,都督太桁东诸军事拒之,“褰裳卫主”,扶病力战。力疾战死,二子眕、盱同时见害,“全家碧血染雕戈”。谥忠贞。建立功名,垂于竹帛,宫而祀之,后人景仰。青年吴敬梓足迹常至冶山,卞壸成了他心中的偶像。其实,在魏晋时期儒、玄二学的冲突中,卞壸从儒学名教的立场出发,常谴责玄学清谈。为赞美卞壸,词中以王、谢二族的清谈名士作反衬,他写到谢鲲和王导。

 

  谢鲲(280--322)是东晋名相谢安的伯父,其父谢衡由河南阳夏徙居浙江会稽上虞一带,繁衍为江左望族。谢鲲处于玄学清谈盛行之世,谢氏从他开始弃儒入玄,从而开启了名士家风。《晋书·谢鲲传》说他“好《老》、《易》,能歌善鼓琴”⑤,抎清谈,旷达任放不拘礼法。大将军王敦引用他,“敦有不臣之迹,显于朝野。鲲知不可以道匡弼,乃优游寄遇,不屑政事,从容讽议,卒岁而已。每与毕卓……阮孚等纵酒。”可见他之旷达任放,不恋荣利,乃是由老庄玄学悟出的一种逃世之策,所以《晋书》本传说“鲲不徇功名,无砥砺行,居身于可否之间,虽自处若秽,而动不累高。”形态虽放达若秽,执志则贞,动不累高。《晋书·卞壸传》说“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、谢鲲为达,壸厉色于朝曰:‘悖礼伤教,罪莫斯甚!中朝倾覆,实由于此。’”可见吴敬梓以谢鲲与卞壸相较,实于《晋书》有据;但态度远没有卞壸严厉。说“独叹谢鲲称放达”,而不说“空放达”,对谢鲲表现了理解的惋叹。

 

  王导(276-339)东晋开国功臣。陈寅恪曾说:“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,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”⑥。他联合从兄王敦并争取江南士族顾荣、贺循等的支持,拥戴司马睿为帝称元帝,坐镇江东,东晋得以建立。他以功拜丞相军咨祭酒,号仲父,权重一时。元帝死,他受遗诏辅明帝,复奉诏辅成帝,官至太傅。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引徐广《历纪》说:“导阿衡三世,经纶夷险,政务宽恕,事从简易,故垂遗爱之誉也。”确实享有盛誉。《晋书·卞壸传》记载,卞壸曾两次弹劾王导,《晋书》评论说:卞壸“不肯苟同时好。然性不弘裕,才不副意,故为诸名士所少,而无卓尔优誉。”可见吴敬梓以王导与卞壸相较,亦于《晋书》有据。吴敬梓说“堪羞王导虚名誉”,显有贬意。其实王导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。他并非无意收复北方失地,复兴晋室,但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允许他施展这个抱负。他只能先求得稳定江左偏安局面,然后才有发展的基础。他为政“务存大纲,不拘细目”⑦,以清静无为求得士族内部各集团上下相安。《世说新语·政事》载,他曾自叹曰:“人言我愦愦,后人当思此愦愦。”⑧正说明他不是糊涂、不求进取,而是理智地分析客观形势后采取的一种方略。他褒尚玄言清谈,也是适应于这种政治方略的需要。吴敬梓此诗以卞壸与王导相比,相形之下觉得王导“堪羞”,其意重在表现诗人自已的一种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,他还是从正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出发,表达自己为建“功名”,“垂竹帛”,不惜舍身家赴国难的抱负,以及这种抱负无由实现的悲哀:“洒泪冶城边”。

 

  吴敬梓对卞壸的褒崇历久不衰, 34岁时写《冶城春望》,虽然感到“衣冠晋代浑难问”,但对“忠贞祠墓枕平冈”仍然敬仰。尽管他政治理念无甚变化,但造化却始终不给他签发建立“功名”的通行证,偏偏逼他走上了“谢鲲称放达”之路。

 

  27岁这年春天,他填了两首《满江红》表现他心态的两个侧面,与前一首同时同调的一首词写“武陵洞,天台院……好风光,如梦复如尘”就反映了由放达而游冶的闲情。他父亲(或曰嗣父)去世后,家族财产之争愈演愈烈,而且丛集他一身。他从生活帷幕被掀开的这一角,窥见世俗人生丑陋的一面,年青人单纯和谐的精神状态一下子被打破,他秉性高傲,不肯降志随俗,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,在双亲皆殁,发妻又亡,无亲约束的情况下,他任达放诞,“性耽挥霍”(《移家赋》),“一朝愤激谋作达,左马真史妠(秋按:乐人)恣荒耽”⑨。这种放诞,27岁至29岁间最厉害,27岁写的游冶闲情词就有三、四首之多,29岁到滁州乡试落第,被斥为“文章大好人大怪”。这种放达任诞,他从魏晋名士那里找到同调、得到精神支持。嵇康倡言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⑩,说:“六经以抑引为主,人性以从欲为欢,抑引则违其愿,从欲则得自然” 11。这就把老庄的虚静变为名士的放达,为放达之行找到理性依据。阮籍、嵇康等竹林名士又为放达之行提供了生动的榜样。他们对吴敬梓的生活态度有深刻影响,《吴敬梓与魏晋风度》里已有专论。这里该补充的是,竹林名士的某些特征,吴敬梓也乐于仿效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阮籍“嗜酒能啸”,“散发箕踞”。啸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抒情方式,接近于“口哨音乐”,阮籍通过对道教啸法的研习和改进,使啸盛行于魏晋名士间,成为他们的一种特征性举动,成为宣泄内心情感郁愤、舒展个性的一种方式。青年吴敬梓在倾慕魏晋风度时也仿效其特征性举动,26岁时写《病夜见新月》就“仰天长啸”;31岁写《琵琶》诗说“坐啸竹林差共拟”,更点出竹林之啸。以后还续有写及。金榘(吴敬梓的从表兄兼连襟)在《寄怀吴半园(秋按:吴敬梓从兄吴檠)外弟》中记他同青年吴敬梓等二三同调常“科跣箕踞互长啸”,其中“君家惠连(秋按:指吴敬梓)尤不羁,酒酣耳热每狂叫。” ⒓程晋芳《文木先生传》记吴敬梓常邀同好,夜绕南京“城堞行数十里,歌吟啸呼,相与应和” 13

 

  魏晋名士之放诞有阀阅财力作支撑,吴敬梓也自矜家世,但到他已衰微,所承祖遗经不起几年挥霍,到30岁那年除夕,他写《减字木兰花》八首,回顾“昔年游冶,淮水钟山朝复夜”,“白板桥面,赢得才名曲部知”;但到如今,已是“金尽床头”,“田庐尽卖”,“奴逃仆散”,以至于“肥马轻裘笑我贫”,“乡里传为子弟戒”。作为“家声科第从来美”的他,本来也是想沿科举正途克绍箕裘,不料屡遭挫折,29岁时滁州乡试落榜(“康了”),对他打击尤大,他对科学之路已感到无奈和无凭:“家世科名,康了惟闻毷氉声“,”西北长安,欲往从之行路难“,他怀疑,“摸索曹刘谁信道”?科举既无凭,那么,离乎此,又能走什么路呢?在这种情况下,另一类魏晋名士——谢安越来越成为他企慕的对象。

 

  31岁时写《贺新凉·青然兄生日》:

 

  小院清无暑,衬湘帘桐阴柳色,阶前过午。痛饮绿醽今夕酒,此是谢庭琼树。况更有、儿郎阿虎。服食神仙蓬岛客,紫泥菱、满向冰盘贮。千岁鹤,为君舞。 人间富贵虽朝露,也休学、许家马磨,终身贫窭。捉鼻低头知不免,且把棋枰共赌。莫问他、故人何处。小弟今年憔悴甚,但衔杯、不放银蟾去。池草尽,昔时句。

 

  谢安(320-385),字安石,41岁前“东山栖迟”,处则为名士;41岁后出任王佐,仕则为名相。集名士风流和名相风范于一身,是令历代名士文人心驰神往的理想境界。吴敬梓此词中有两句直接写到代表他两个阶段的典型故实。

 

  “捉鼻低头知不免”:谢安栖隐于会稽郡内四明山西北的东山二十余年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:“初辟司徒府,除佐著作郎,并以疾辞。寓居会稽,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,出则渔弋山水,入则言咏属文,无处世意。……复除尚书郎、琅邪王友,并不起。……尝往临安山中,坐石室,临浚谷,悠然叹曰:‘此去伯夷何远!’……安虽放情丘壑,然每游赏,必以妓女从。”14朝廷屡次征召他出山做官,他不是推托“不起”,就是“以疾辞”。后来吴敬梓37岁时写的《伤李秀才》诗序说自己膺荐博学鸿词科试,未赴廷度,也是“以疾辞”,金和的《儒林外史跋》则说吴敬梓是“坚卧不起” 15。谢安顺适自然、任情达性,不仅优游山水,而且“东山蓄妓”。吴敬梓之游冶秦淮青楼,也有前修谢安先例可援。谢安以伯夷为人格追求,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以泰伯为人格偶像,小说中的“上上人物”博士也是伯夷一流人物。他们的高士气韵是一脉相通的。谢安越是东山不出,他的身价越高,栖迟东山的过程,客观上成了“养望”的过程,以至当时有“安石不肯出,将如苍生何”之说。其时,谢安之弟谢万“为西中郎将,总藩任之重。安虽处衡门,其名犹出万之右,自然有公辅之望……安妻,刘惔妹也,既见家门富贵,而安独静退,乃谓曰:‘丈夫不如此也?’安掩鼻曰:‘恐不免耳。’”16这就是吴敬梓此词所说的“捉鼻低头知不免”。以自己的才学、声望而受到社会的赏识、当朝的器重,越是屡辞官,越不免于高官,这就是谢安的际遇。这是多少名士内心的隐衷,梦寐以求却不便明言的憧憬。这里,吴敬梓用以慰藉未仕的从兄吴檠者,何尝不是吴敬梓自己心中的向往!

 

  单是当高官,毕竟还不能成为风流人物,谢安之臻于完美,更在其名相的风度。“且把棋枰共赌”便是千载美谈聚光的一瞬。谢安出山后步步高升,在他手握权柄之时,前秦苻坚强盛,继攻破梁、益、樊、邓等地之后,于公元383年统87万之众,号称百万大军,以饿虎扑羊之势直逼晋境,陈兵淝水;而倾东晋兵力只得8万将卒,双方军力之比为111。在东晋王朝危如累卵之际,谢安被委为征讨大都督,被推到了一身系晋室存亡的险地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历史舞台上,他为主角,其侄谢玄、其甥羊昙为配角,演出了千秋百代引为典范的一幕。《晋书》本传:

 

  坚后率众,号百万,次于淮淝,京师震恐。加安征讨大都督。玄入问计,安夷然无惧色,答曰:“已别有旨。”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复言,乃令张玄重请。安遂命驾出山墅,亲朋毕集,方与玄围棋赌别墅。安常棋劣于玄,是日玄惧,便为敌手而又不胜。安顾谓其甥羊昙曰:“以墅乞汝。”安遂游涉,至夜乃还,指授将帅,各当其任。玄等既破坚,有驿书至,安方对客围棋,看书既竟,便摄放床上,了无喜色,棋如故。客问之,徐答云:“小儿辈遂已破贼。”既罢,还内,过户限,心喜甚,不觉屐齿之折,其矫情镇物如此。

 

  以下棋始,以下棋终,运筹棋枰之间,决胜千里之外,胸有成竹,临危不惊,气定神闲,潇洒自如,极富个人魅力,终于立下旷世奇功。连李白都神往地歌唱: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靖胡沙。”单是“靖胡沙”还不足赞,还要有“谈笑”间行之的气度和魅力,这成为后世品藻名帅、名相的审美范型。苏东坡赞美“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”的名帅风采;《三国演义》渲染“诸葛亮安居平五路”的名相风神;一直到今人状写陈毅,还写他奕棋谈笑间破敌的名将风度。谢安是处也潇洒,出也潇洒;隐也风流,仕也风流。在吴敬梓眼里,谢安不仅是“旧时王谢”的旗帜人物,而且是“风流东晋”的杰出代表。当吴敬梓欲达而不能的时候,谢安形象就是遥天的一颗明星,带给他朦朦胧胧的希望之光。他不甘心像三国时的许靖那样,以马拉磨,辛苦劳作以自给,他在此词中说“也休学、许家马磨,终身贫窭”,他巴望着自己和青然兄都有“捉鼻低头知不免”之日,能够潇洒地挥写人生,在“棋枰共赌”的谈笑间建立功业。

 

  吴敬梓由倾慕谢安而倾慕“谢庭琼树”——谢家子弟。《晋书》本传记谢安“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”。《晋书·谢玄传》说:“安尝戒约子侄,因曰:‘子弟亦何豫人事,而正欲使其佳?’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:‘譬如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庭阶耳。’”这就是吴敬梓词中“谢庭琼树”的出处。谢安亲自培植的芝兰琼树如著名才女谢道韫是其侄女,在淝水之战中立战功的谢玄是其侄、谢琰是其子、谢石是其弟。其后仍层出不穷,如东晋宰相谢混(谢安孙),南朝宋宰相谢晦、谢朏,南朝梁宰相谢举、谢嘏;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谢灵运、谢惠连、谢脁、谢瞻、谢庄……,吴敬梓特别推重谢玄之孙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,每每以谢惠连与谢灵运比况自己与从兄吴檠。此词中的“池草尽,昔时句”就出于《南史·谢惠连传》:“族兄灵运嘉赏之,云:‘每有篇章,对惠连辄得佳语。’尝于永嘉西堂思诗,竟日不就,每梦见惠连,即得‘池塘生春草’,大以为工。”吴敬梓35岁写《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》说“吾家才子推灵运”,36岁写《百字令·天宁寺僧舍见青然兄题壁诗》说“吾家康乐”,都以谢灵运比况吴檠,希望自己昆仲能像谢庭琼树。至于以谢家人物及其亲朋比况自己的,还不绝如缕,如35岁写《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》以谢安外甥羊昙比况自己:“回思赌墅围棋日,寂寞羊昙泪满襟”。按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:谢安疾笃还都“闻当舆入西州门……寻薨”。羊昙在“安薨后,辍乐弥年,行不由西州路。尝因石头大醉,扶路唱乐,不觉至州门。左右白曰:‘此西州门。’昙悲感不已,以马策扣扉,诵曹子建诗曰:‘生存华屋处,零落归山丘。’恸哭而去。”这里又重提“赌墅围棋日”,可见入心之深。《丙辰除夕述怀》有句“堪笑谢仁祖,转向修龄索。”把自己比作谢鲲之子、谢安之堂兄谢尚(字仁祖),把挚友王溯山比作王羲之的堂兄王胡之(修龄)17

 

  《儒林外史》第32回“娄焕文临去遗言”对杜少卿说:“南京是个大邦,你的才情,到那里去,或者还遇着个知己,做出些事业来。”1829回通过杜慎卿之口说南京“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”。吴敬梓的另一挚友程廷祚序《文木山房集》说:六朝之都的“顾、陆、谢、王皆自他郡徙居”而来,吴敬梓和他自己从外地卜居于此,都是想“追往昔之流风馀韵”19。此处之“往昔”即指六朝,在吴敬梓心目中,谢安是其突出代表。雍正十一年(1733) 33岁的吴敬梓移家南京,特地买宅秦淮水亭,“诛茅江令之宅,穿径谢公(秋按:指谢安)之墩”20,感受“乌衣巷口”的流风馀韵。至少在潜意识里希冀着,这里能成为“养望”之所,能“遇着个知己”,说不定有类似谢安的际遇,“做出些事业来”。

 

  谢安的出头,一靠门第,二靠声望。吴敬梓很以自己的门第自矜,《移家赋》说:“五十年中,家门鼎盛,陆氏则机、云同居,苏家则轼、辙并进,子弟则人有凤毛,门巷则家夸马粪。”“凤毛” 指王导之子王劭才似其父。方嶟《〈文木山房集〉序》也说“全椒吴氏,百年以来称极盛……上江犹比之乌衣、马粪”。吴敬梓在《金陵景物图诗·乌衣巷》序里说:“东晋时,乌衣、马粪皆王、谢所居。”他和他的亲朋都夸他的家门有似王、谢,这是当时荐扬人才的需要。那么,门第之外,他如何彰显自己的声望呢?《移家赋》说:“千户之侯,百工之技,天不予梓也,而独文梓焉”——只有靠文章来显扬声望。方嶟《〈文木山房集〉序》说吴敬梓“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。”沈宗淳《〈文木山房集·词〉序》说吴敬梓“尤工骈体”。大概吴敬梓也意识到写赋最能发挥他从小“穿穴文史窥秘函”21的功力,移家南京后他“笙簧六艺,渔猎百家”,以有若焠掌、苏秦刺股的精神刻苦写作,希望自己精心创作的长达三千一百零一字的《移家赋》,能够得到“杨意之荐,达之天子”22。司马相如因杨得意的推荐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任用。吴敬梓经常以司马相如自比;对《移家赋》,他也以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、《大人赋》和相传为司马相如的《美人赋》自期,至少在潜意识里企望能像司马相如那样以文才受到赏识,获得谢安那样的际遇。在吴敬梓移家南京的第二个月,即雍正十一年(1733)四月,皇帝胤禛就诏谕准备举行清朝自康熙以后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,要各方荐举文士,隔年二月雍正又催令大臣“再行遴选”参试之士。博学鸿词的地方考试既要作诗,又要作赋。这正是吴敬梓萌生以赋求荐意念的历史环境。果真,乾隆元年丙辰(1736),年届36岁的吴敬梓经江宁县学训导唐时琳推荐参加学院考试,再经督学郑江推荐参加安徽巡抚赵国麟主持的抚院考试,然后再参加督院考试。学院、抚院考试都是一首试帖诗、一篇试帖赋,吴敬梓都完成了,且留在《文木山房集》中,惟督院考试只留下一首试帖诗,未见试帖赋,后来也没有被推荐赴京参加最后的廷试。究竟何因,如前所述吴敬梓自己只说“余以病辞”。

 

  经过鸿博之试这一番“遇而不遇”23的折腾,吴敬梓的人生态度、政治观念确有所变化。在晚年写的组诗《金陵景物图诗》中就有所反映。头一首《冶城》仍然赞扬卞壸父子“同殉国难。于其所葬之处宫而祀之,以劝后世之为人臣子者,宜也。”诗中以“庾亮清谈日,苏峻称兵时”的具体指擿代替了“南朝君相清谈误”的普泛指责。此时再不以王导作卞壸的对立面了,《幕府山》一诗对王导的评价完全变了,小序就说:“按《晋书》帝为琅玡王,与导素相亲善,军谋密策,知无不为。晋国既建,以导为丞相,尤见委仗,号为‘仲父’。尝从容谓之曰:‘卿吾之萧何也’。桓彝过江,与导极谈世事,以为得见管仲”。以上是赞同《晋书》,接下去是吴敬梓自己的赞赏:“宜其建牙吹角之地,犹足动后人之凭吊也。”并以诗赞曰:“高才推管仲,重任拟萧何。几时军府地,酣眠让达摩。”这最后两句特别值得重视。王导在东晋新建、强敌压境、基础未稳的形势下,对内推行黄老之治,继续崇尚玄学清言。玄与佛一拍即合,到了东晋,玄学与佛教进一步相融。吴敬梓这两句诗对此已持肯定态度。后来谢安的“不存小察,弘以大纲”实际上是王导的“务存大纲,不拘细目”的继续,所以“人皆比之王导,谓文雅过之。尝与王羲之登冶城,悠然遐想,有高世之志。羲之谓曰:‘夏禹勤王,手足胼胝;文王盰食,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,宜思自效,而虚谈废务,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’安曰:‘秦任商鞅,二世而亡,岂清言致患邪?’”24这里,谢安对王羲之的回答,也可以看作是对卞壸指责的回答。有意思的是,此时的吴敬梓很赞赏这种“高世之志”,在《谢公墩》诗序中引李白《登谢公墩诗序》的话:“此墩即太傅与王右军同登,超然有高世之志者也。”接着就在诗里赞美谢安的“超然遗世情”。历代总是将王、谢并称,吴敬梓在《乌衣巷》诗里也一并称颂之:“言寻王谢宅,闾井生光辉。”

 

  吴敬梓对谢安的倾慕,终其一生,有增无减,晚年的《东山》诗,再次“挹其风流”:

 

  太傅翼晋室,恬怡见风貌。手持蒲葵扇,都人犹竞效。偶憩林麓间,名山夙所乐。他年屐齿折,淮淝恣腾趠。始知赌墅时,雾隐南山豹。

 

  诗意地描摹了谢安“手持蒲葵扇”的“恬怡风貌”,在吴敬梓心目中,他不亚于羽扇纶巾的诸葛亮。末句以藏而远害的“雾隐南山豹”,喻栖迟东山的谢安;在《移家赋》里,他也说自己“竟同元豹,任终隐以无伤”。不同的是:谢安“他年屐齿折,淮淝恣腾趠”,建事功著于史;吴敬梓在仕途上只有“任终隐以无伤”,却建功于《儒林外史》。

 

  注:

 

  ①本文所引吴敬梓诗词赋均据李汉秋辑校《吴敬梓诗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年,1月,第1版,北京)

 

  ②《勉行堂诗集》卷五《白门春雨集·寄怀严东有(三首之二)》,清嘉庆戊寅年镌。本文所引吴敬梓亲朋关于吴敬梓的文献均见李汉秋《儒林外史研究资料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年,7月,第1版,上海)

 

  ③《会心草堂集》诗余《满江红·除夕和敏轩韵》,清乾隆刻本。

 

  ④李汉秋《儒林外史研究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9月,第1版,上海)215225页。

 

  ⑤《晋书》卷四十九,列传第十九,中华书局出版。以下引《晋书》均用中华书局版。

 

  ⑥陈寅恪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(黄山书社,1999年,4月,第2次印刷,合肥)第150页。

 

  ⑦《晋书》卷七十三,列传第四十三《庾亮传》。

 

  ⑧《世说新语·政事第三》(华夏出版社,2000年,5月,第1版,北京)第94页。

 

  ⑨金榘《泰然斋集》卷二附吴檠《为敏轩三十初度作》,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。以下引同书同此版本。

 

  ⑩《嵇康集》卷六《释私论》。

 

  11《嵇康集》卷七《难自然好学论》。

 

  12《泰然斋集》卷四。

 

  13《勉行堂文集》卷六,清嘉庆庚辰年镌。

 

  14《晋书》卷七十九,列传第四十九。

 

  15《儒林外史》卷末附,清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刊本。

 

  16《晋书·谢安传》,卷次同14

 

  17《世说新语·方正第五》:“王修龄尝在东山,甚贫乏。陶胡奴为乌程令,送一船米遗之,却不肯取,直答语:‘王修龄若饥,自当就谢仁祖索食,不须陶胡奴米’”。

 

  18本书所引《儒林外史》均据李汉秋辑校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8月,第1版,上海)。

 

  19《文木山房集》卷首,清乾隆年间刻本。后引该集其他人序,同此。

 

  20吴敬梓《移家赋》。

 

  21金榘《泰然斋集》卷二《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》。

 

  22吴敬梓《移家赋》。

 

  23《文木山房集》唐时琳序。

 

  24《晋书·谢安传》,卷次同14

 

  作者李汉秋原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,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《前进论坛》月刊主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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